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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具体法益衡量自然没有必要或至少必要性大减。
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是在实证法的前提下讨论一个人能否在不享有实证法的所有权的条件下去占有、消费物品。其次，霍布斯、洛克等人所说的起始意义上的本能自由是无所不包的、自我决定的行为状态，这一意义上的任何行为都没有道德含义。
人们后来所说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财产权，就是意指生命、健康、自由、财产各自具有权利之性质、特征。只有全体人民联合并集中起来的意志（这就是每一个人为全体决定同一件事，以及全体为每一个人决定同一件事），应该在国家中拥有制订法律的权力。奥斯丁认为，任何一项权利（无论是神授的、法定的、还是道德的权利）的产生都取决于一项相对义务，即享有权利者之外的一方或多方负有的义务，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力量使得义务被履行，那么权利也就不存在了。如果狮子们捕食羚羊是权利或者说是自然权利，那么，羚羊就有被狮子捕食的义务或者说是自然义务吗？难道羚羊们就没有逃跑的自由吗？如果自然法则规定羚羊们也有逃跑的自由，也就是逃跑的权利，那么自然界的一切行为都是权利，而没有任何主体承担义务，这种权利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种不能对他方产生义务约束的自然本能自由有什么资格被称为权利？所以，菲尼斯对此作评论道，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下，没有人负有任何不取走自己所要的东西的义务，也就没有人拥有任何权利。霍布斯的这一创新赋予权利（right）新的含义：一项权利意味着对于某事，人具有在做或者不做之间作选择的自由（Liberty），而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基于自然本能而具有做该事的能力。
13、14世纪的教会法评注者将一大批具体的主观权利——如程序权利、婚姻权、财产权到自卫权或向自己的统治者作出同意的权利——称为自然权利。反过来，如果不存在上述条件，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们在国家形成之前就存在社会地位不平等、经济利益冲突、认知差异的情况，就很难设想这些有差别、甚至利益冲突的个人（在没有外部入侵威胁的情况下）能够形成一致的契约、结成共同体、形成共同意志。[37]首先，以企业付出了劳动为由对企业数据进行财产权保护，将导致对数据先占者的过度保护。
胡克指出，因个人信息汇聚所产生的丰富的收益流向了那些最能利用这些信息集合的公司，造成了隐私侵害、经济剥削、结构性不平等等问题。商家对于数据的访问与迁移，虽然符合网络平台的互联互通特征，也有利于促进网络平台间的竞争，但鉴于商家与平台已经签订协议，双方亦都具有理性决策的能力，允许平台向商家追偿，并不违背公平的市场原则。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提出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各参与方合法权益保护制度，既要合理保护数据处理者对依法依规持有的数据进行自主管控的权益，又要保障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复制转移由其促成产生数据的权益。[53]也有学者指出，对于网络平台上的公开数据，法律可以为其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但不能将其视为某个企业的私有财产。
[31]个人信息财产权理论的提出者设想了一个蓬勃发展的个人信息交易市场，试图通过鼓励个人参与市场交易促进数据的公平利用，但这种设想并未成为现实。如果受到技术与场景等限制，用户无法从产品中直接获取数据，则数据持有者应及时地向用户免费提供使用产品或相关服务所产生的数据，在可行的情况下，这种提供还应当是连续的、实时的。
二、实现数据公平利用的现有制度方案对于公平价值的追求内嵌于各国的数据法律制度之中。将某些数据视为公有物，意味着企业可以控制这些数据的利用，但无法主张对数据进行绝对权意义上的财产权保护。如果水库被分散为水滴，水库也就无法发电。此类个人信息交易模式，在欧盟会被认定为非法收集个人信息，但在美国，只要相关交易不违反美国联邦与州层面的立法，不存在欺诈与不公平的情形，就是合法的。
如果商家在谈判的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数据的价值，那可能是因为相关数据的价值不大，没有必要予以考虑，也可能是因为商家缺乏商业意识，没有认识到数据的价值。[8]其次，为使用户能够公平地利用数据，欧盟数据法提案明确，用户具有直接向第三方提供或与第三方共享数据的权利。用户和第三方接收者往往不拥有此类数据体系，即使用户有权访问和利用企业收集的数据，或者将企业收集的数据转移给数据接收者，用户和数据接收者也很难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利用。保障平台上个人用户的个人信息携带权，能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个人与平台在信息利用能力上的不平等，促进数据公平利用。
孤立分散的信息或数据自古便存在，但它们并没有产生如今之影响。从数据的利用方式来看，数据交易实质上只是市场主体利用数据为彼此提供服务或合作的方式。
即使个人违反用户协议，平台也无权向个体追究违约责任。[72]数据资源的共享与利用，可以借鉴此种模式。
沃尔夫冈·科伯指出，数据的生产往往是由多个主体共同完成的，赋予数据生产者以权利不能解决与数据相关的‘不平等议价能力问题，也不能解决存在多方利益相关者情形下的访问问题，反而会带来更为不公平的结果。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知识产权制度对数据保护提出了额外要求。特别是在收集端，赋权不仅无助于个体基于风险与收益作出理性决策，还可能妨碍数据整体价值的实现。[58]五、数据公平利用制度的分类建构数据依据其来源可区分为商户（非个人主体）数据、个人信息数据。他提出，可以利用技术与法律手段增强个人的信息谈判权，为个人参与信息市场交易提供更多的谈判筹码。此外，鉴于公开数据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对此类数据进行一般性确权也必将带来种种问题。
[18]（三）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与企业数据确权方案我国采取了个人信息保护与企业数据确权的双重立法进路。数字劳动理论认为，社交、电商、共享经济等平台创造的是一类大型工厂，用户在使用这些平台时会生产数据，这种生产也是一种劳动。
[52]近年来，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公开数据具有公有物特征。[83]最后，应确立反思性、动态性的数据治理机制，为实现数据收益的分配公平奠定基础。
[9]最后，根据欧盟数据法提案，数据接收者对于用户也负有一定义务。首先，应避免在公开数据之上设置排他性权利，同时需要克减平台企业对于公开数据的控制权。
[11]在缺少相关立法的领域，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通过对欺诈和不公平的市场行为进行监管来维护个人信息市场秩序。数据的交易、流通和利用，是由多方主体参与的、高度场景化的实践活动。例如，若某车辆为某人所有或长期租用，该人驾驶该车辆所产生的数据应为该人所有。首先，为使用户能够便利地访问数据，欧盟数据法提案规定，数据企业在设计和制造产品以及提供相关服务时，应确保在默认情况下用户能够轻松安全地访问其产生的数据，并且在相关和适当的情况下，用户可以直接访问这些数据。
随着信息科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据的海量汇集成为可能，数据才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即使是非常详细的个人信息，普通人的数据零售价通常也不到1美元，而关于一个人的一般信息，如年龄、性别和位置，每人仅值0.0005美元。
三、现有制度方案存在的问题欧盟与美国的制度探索，为实现数据的公平利用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在对数据进行系统性收集、价值挖掘和商业化利用的过程中，数据企业掌握了数据利用权，个人和中小商家用户则很难利用数据。
[54]（三）从权利路径到行为规制从数据特征出发，试图通过对各方主体赋权来实现数据公平利用，将面临重重困境。非同质化通证的实质是利用区块链技术所形成的可信数字权益凭证。
（三）公开数据的公平利用网络平台不仅具有公开性，还具有互联互通的特征。数据二十条提出，应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个人信息财产化与市场化最为成功的实现方式当属非同质化通证（NFT）。但是，事实证明，非同质化通证最广泛的应用场景，仍然是各类艺术藏品或名人信息的交易，只有当个人信息或数据具有很高的资产价值，具备金融属性时，个人信息才有可能成为一种交易品。
对于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开数据，数据企业的控制权更应受到限制，因为对于公开数据的常规访问，并不会妨碍数据价值的实现。一旦桥被拆解，桥的价值就会消失。
在很多情形下，用户需要借助第三方来利用或开发数据，如利用第三方开展售后服务或进行数据分析。在现实场景下，企业收集的数据会与企业的已有数据体系相结合，构成企业决策机制的一部分。
这些数据将被纽约市公共机构用于解决道路拥堵、乘车安全、红绿灯设置等关系到公众利益的问题。但是，数据具有比较典型的信用品特征，围绕数据进行的交易更多是一种合作，即一方利用其数据为另一方提供服务。